我的老师姓钱,单名一个翰字。他是大学教授、学者、翻译家,他翻译过福柯的多部著作,比如《不正常的人》、《必须保卫社会》、《理性史》、《说真话的勇气》等等,他还是北京大学和法国索邦大学双博士、法兰西学院访问学者,可这些“身份”都说明不了他是怎样一个人。于我而言,唯有用这个号来称呼他最是妥帖——思诚居士。
  
  二零一二年九月,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习,便是师从他的。
  
  刚从大学中文系的通识教育,旋即进入确定专业之特定方向的学习,理论的艰深、晦涩、抽象,不由得让人生出些许迷惘、惶恐、不安,以至于《浮士德》里的名言“理论是灰色的,而生活之树长青”常被我们同窗借来彼此勉励,期望早日踏上理论学习的康庄大道。
  
  当年文艺学研究中心开设了一系列传统必修课,像中国古代文论、西方现代文论、中国现代诗学、大众文化理论等,但有一门课甚是独特,叫作“情感现象学”,是曹卫东老师(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长)开的,曹老师还给出了阅读书目——舍勒《情感现象学》。
  
  舍勒,是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,被誉为“现象学第二泰斗”,连海德格尔都不讳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其恩惠。因此,对舍勒的核心力作,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“小文青”自然是不敢怠慢的,更何况还有曹老师的推荐。但舍勒的思想博杂多方,涉及伦理学、宗教哲学、现象学、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,我既缺乏这些学科的基本常识,又不曾有过对人类情感的理性沉思,更对西语层级限定的表达方式颇感隔膜,那本厚重的《情感现象学》对我来说无异于“天书”,端坐桌前、搜肠刮肚、绞尽脑汁,任凭我用红、蓝、黑笔墨怎样划线、勾连、概括,一整天下来愣是毫无头绪、一无所获。
  
  我不禁脊背发凉,怀疑起自己的理解能力,怕是选错方向了吧,这个念头一经冒出便久久萦绕、挥之不去。如果当初选择古代文学多好啊,也许我现在正泡在唐诗的浪漫想象里呢,如果选择现当代文学多好啊,天天都能与张爱玲小姐促膝长谈……可惜人生没有假设,有些事也没法尝试。
  
  我强烈地感受到,此时的自己需要一位导师的开悟!
  
  我拿起手机,搜索起联系人,一个个地跳过,一遍遍地重复,一次次地犹豫,还是决定给钱翰老师发个短信,内容很简单:“老师,我读不通理论书,很难过。”几乎是刚发出,钱老师就打电话过来了:“郑成林,最近在读什么书呢?”“舍勒的《情感现象学》”我的声音低沉微颤,像极了内心脆弱不堪的抑郁症患者,“老师,我读不通,理论好晦涩,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,没有人会在意我……”我边是倾诉边是涕泣,等待着钱老师高超的读书指导与亲切的心理安慰。可我万万没想到,电话那头却传来了毫无征兆的“批评”:“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好,而是让自己明理啊!”“读不懂的书就暂且搁置吧。你去把《红楼梦》的《好了歌》翻出来读读”,见我半天没出声,钱老师最后问了句:“你还好吗?”我愕然良久,回过神来,说:“好。”“我每周日晚在文艺学研究中心有《论语》读书会,你愿意来吗?”钱老师语气温和地邀请道,我答:“好。”
  
  自此,每周日晚我都会捧着那本《论语》,与钱老师还有国学社的同学们一起静坐、冥想、读书、讨论,每次虽只读其中的一句,但讨论却异彩纷呈。时隔多年,那一个个交织着宁静与喜乐、沉思与对话、悠远与现实的读书夜,已成为我记忆中璀璨的点点星辰,而星群的最中央则是钱老师的“循循然善诱人”,是他睿智的现代阐释,是他谦恭的“反身而诚”。我逐渐意识到钱老师所说的“明理之书”对解决现代人心性问题的重要价值,而《论语》就是这样的一本书。
  
  二零一四年九月,转眼到了确定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,文艺学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了论文开题报告,邀请专家为学员们的选题作可行性评估与专业性指导。
  
  当时,钱翰老师远在法国。
  
  我当时的兴趣点在中国当代思想史,并对女性理论家抱有更大的钦慕、同情。所以,我选择了鲁萌,当代女哲学家,也是著名的“七月派”诗人曾卓的女儿。上世纪80年代,她从欧洲文学史研究转向欧陆语言哲学研究,竭力思索“个体真实性及其限度”问题,并从语言哲学的角度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。
  
  出于某种天真的理论自信,我以为大展身手、“著书立说”的时候到了。我打算从研究综述、创伤记忆、学术背景、精神团契等多方面展开对鲁萌的介绍、阐释,并踌躇满志地把提纲发给了钱老师。次日,一个来自法国的国际长途打来了,是钱老师,他教我下载并注册了Skype,并让我搜索“思诚”,加他好友,方便交流。
  
  “思诚,思诚……”,我在心中反复默念、玩味。《孟子》曰:“诚者,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”天道自然,真实无妄,而人法天,与天道合一,一派真纯,达“至诚”之境界,乐莫大焉。钱老师以此为别号,其意可知矣。
  
  在语音通话中,思诚指点我:“写论文不需要面面俱到,而是解决一个核心问题。就像打井,只有往某处集中开掘,才可能汲取到水源。”打井的常识,人尽皆知,缘何拿起笔来,却置之脑后,我想大概是那个“我”在膨胀吧。
  
  二零一五年九月,我回家乡衢州参加工作,在省重点中学衢州二中任教。此后,与老师的联系少了,但每年新春祝福时,老师总不忘加一句叮嘱:“教出好学生。”一七年的一个秋日傍晚,老师发来信息,说:“今天遇到一位衢州的中医,人很好。我跟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在衢州二中教书。”钱老师向来是不评价学生的,多年之后,相去万里,他却向自己的中医谈及我,并认为我是他的“一个很好的学生”,这让我半是欣喜半是羞愧。
  
  我羞愧自己的任性,作学问全凭兴趣,不曾用心钻研结构主义文论,那可是钱老师的研究专长啊!我还羞愧自己的幼稚,行事轻率见识鄙陋,读书多年,于待人接物上毫无长进,那可是钱老师更期望的啊!我更羞愧自己的平庸,文本解读不够深入,教学方法也不免生硬,离“教出好学生”更是遥远啊!可老师依然当我是好学生、好孩子。
  
  我满是反省,满是感动,满是对他的思念。我忙问:“老师身体可好?”“身体还行,就是精力有点不够用。”他回复道。“那位中医怎么说?可有好的办法?”我忙追问。“他说我肺气有点虚。给我扎了两次针,教了我锻炼的方法。”他回复我。
  
  从此,我留意起了“肺气”,逢着机会,便向行家询问养肺的办法。多么希望老师能来衢州走一走,来天然氧吧开化走一走,来绿树葱郁的衢州二中走一走。我想,这一天总不会遥远!
  
  钱老师笃信佛学,曾给本科生开设禅宗课,也常引善知识教导我们这帮弟子。二零一八年,他的课堂讲义《禅宗十八讲》在台湾出版,得到书稿后,我常在工作之余翻阅。每每读来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,真得法喜悠然。
  
  我的老师思诚居士,常以慈心、耐心、慧心教我,令我信心坚固、得大智慧。如是恩德,系念不忘,况多得也!